所以哈耶克首先批评了格雷欣法则的错误，指出的只有当良币和劣币须以强制规定的比率兑换时，格雷法则才会发挥作用。
顺差在贸易中的重要性下降了…… 图7 1960—2000年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 来源：Paul Romer: 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 2016. 按照货币数量理论，在货币需求无限大的条件下，增加货币供给会带来社会分工的加深而不是通货膨胀。特别是那些基于均衡的新古典模型——从拉姆齐、索洛到卢卡斯——货币几乎完全从增长问题中消失了。
涉及土地财政的改革（包括农地制度、住房制度、土地指标制度）不仅影响居住，同时影响中国经济的底层——货币供给。在土地财政模式下，商品房市场首先是资本市场。反过来，如果大国克服了货币约束，其分工的范围和深度就会远超小规模经济体，从而形成对小规模经济体碾压性的优势。住房抵押贷款和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的融资平台，使中国从传统的储蓄生成货币顺差生成货币的商品货币机制，转变为贷款生成货币的信用货币机制。但实践却证明，主流货币理论的预期是完全错误的，在商品货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货币只能通过发行纸币解决，其结果毫无悬念地导致了巨大的通货膨胀。
民间创业的融资需求，反过来又通过贷款创造货币机制，为基于货币的分工模式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尽管这一制度遭到了杰斐逊主义者长期的阻击，但其埋下的制度种子，使美国最早摆脱商品货币不足带来的约束，为美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本而且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
否则大家用你作为国际货币的替代品，大家也是不会太认真考虑的。当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也曾经有很多各方面制裁，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但过去不怎么用金融的制裁，最近十几年开始逐渐出现所谓金融制裁。大家要担心当前情况下美联储加息问题，世界经济也存在着新的不平衡。我还是从过去做金融学会的角度，讲一讲国际经济金融的形势和挑战，给大会提供一点背景方面的情况。
但一旦传染，一旦共振，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似乎没有特别明显的国内因素，但他们也在稍微较小程度上进入了这个行列。
亚洲国家普遍国民储蓄率是比较高的，储蓄率又分为家庭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家庭和企业的储蓄率。但是不是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疑问，我们也看到土耳其、南非。从全球经济受影响的角度来看，两个月前左右，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问题。但与此同时也带来调整，这些调整需要加以密切的估计。
全球一个新的现象，应该说从本世纪，大概05、06年以后，美国开始使用金融制裁的手段。这个异常越大的话，它调整的风口越大。大家也注意到英国市场上所谓发现的闪崩现象，也有人估计新科技的出现带来的风险也需要大家加强分析研究，加以警惕。这种情况下，资本流动会产生很多需要关注的内容。
这个空间，就是说当时在危机情况下传统的硬通货不太稳定，不断的出问题，流动性得不到解决，所以我们周围的贸易伙伴、投资伙伴，当时是从韩国开始，纷纷要求和中国央行之间建立货币互换，以及提供流动性和提供稳定、信心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感觉到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会比想象得更大一些。
我们说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有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南非，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原因，都是不同的原因。尊敬的袁省长，尊敬的陆克文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 上午好。
我们说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资本外流或者资本流动是联系到各个国家储蓄率问题，所以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时候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他的一个重要解释就是，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是因为中国等亚洲国家储蓄率过高，所以他们有储蓄剩余，用到了美国，压低了美国利率，是的美国造成了很多机构用零收付低利率，给买不起房子的人做了房贷，导致了次贷危机。储蓄率这个事情也有广泛的联系，和中国也是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最终做下来，最后过若干年还是体会到它是没有什么效益的。有意思的是，中国在1992年十四大的时候，就开始提出了中国之所以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考虑到资源配置的优化问题。一个，更多了解了浙江的经济金融，也了解了大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整个国际走势的看法。储蓄率的高低也和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趋向有关系。
我们说目前来讲，它还是IMF（国际货币基金）、FSB（金融稳定理事会）和BIS（国际清算银行）为主的，在研究制定讨论新的规则。对于亚洲国家来讲，我们有一个好处是20年前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波，在亚洲金融风波中有不少经验教训。
另外全球来讲，在亚洲金融风波期间所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以及那时候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观点，和这一轮全球危机复苏过程中形成的观点有所区别。由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甚至是贸易战或者关税壁垒增强，目前大家很少有人真正预测到它是怎么走的，也很少有人能够准确的估计未来会走向那里，它也是一场博弈，也是相互之间都看你先出什么牌，我再出什么牌，下一步再出什么牌。
当然也可能它是能够制造一些就业，但是很大可能是一种资源的误配置。如果中长期收益率提高以后，可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有更多。
但是我一看这个场合很大，另外我感觉金融科技，年轻人讲肯定比我讲得好。资本流动可能有价格驱动的，其中也包括比较优势。这样的话，就开始了所谓人民币本币互换的过程。但也有一部分资本流动是信心驱动的，信心驱动的，信心会影响大家对增长的判断，对于增长潜力的判断，对投资回报的判断，以及对资金安全的判断。
包括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中很多合作项目，有很多都是价格驱动的，也都是民营经济为主的做法。本文为周小川先生于钱塘江论坛的发言实录
用公式表示，就是： 如果把规模Q视作市场分工的广度，种类V视为分工的深度，就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交易规模（广度）越大的经济体，分工水平（深度）就越低。还是用前面10个商品的例子。
一旦纸币无锚发行，纸的价值（而不是原来的作为锚的商品）成为货币的本位，其他良币都被驱除。不动产市场循此创造的信用远超其他资本市场。
这就是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所谓计算的成本，就是当参与交易的商品种类超过三种后，计算两两商品之间的均衡价格就会变得极为复杂，这种复杂性会随着商品种类的增加呈几何级数增长。商品货币必定是由相互竞争的商品在广泛的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在古代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货币非常稀少，只有使用货币分工后净收益最高的少数商品和服务可以通过货币分工。
当年美国创造货币最主要的信用来源是资本市场，今天中国创造货币最大的信用来源是房地产市场。传统上由政府、企业、家庭才能完成分工的工作，被快递、外卖、网购等货币交易所取代。
美国历史上的大牛市终于被首次大熊市所替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商业崛起就此展开。
改革开放前，中国集体主义文明下的计划经济达到极致。资本的来源是将原来无法资本化的低端劳动力资本化——通过将未来租金作抵押，盘活了原来因流动而无法定价的低端劳动力。